我在邮鸥驿站一楼的柜台前站着，手里那枚磨圆的贝壳币被我从怀里摸出来又攥回去，问了第三遍，柜台后面的老信天翁才把登记簿翻到七年前那一页。收信人那一栏只剩半个偏旁，其余的字被海水泡花了，像被谁用湿手指抹过。这枚币要还的人不是潮记老板。

上午我在三勺汤的桌边等阿泡。热鱼汤刚端上来，汤面上一层油花，几个赶海回来的摊主蹲在板凳上剥蛤，壳往木盆里丢。阿泡坐在我对面，把他的碗也推过来，说：“先喝。汤喝完才算开始说话，这是规矩。”

我喝了两口，说：“潮记杂货今天开不开？我想请他破例。”

“磨币日不开门，年年如此。”阿泡把一块海苔卷塞进嘴里，“不过老板认人。你要是真的在找什么，他就见你；你要是替别人跑腿交差，他连门缝都不给你看。”

“我就是在找什么。”

“那你找的是谁？”

我没答上来。汤还剩半碗，我低头把它喝完，碗底有一点姜末。阿泡看了看空碗，说：“行，我给你带话。他要是问你找谁，你得答得出名字。”

那半碗汤我喝得比想的慢，话也没说圆。

午后我到鸥岩屿。邮鸥驿站是斜靠着礁石的三层木楼，一楼柜台后面一排排木格子，按岛名分格，格子里塞满信，纸边都卷了。柜台后面那只年长的信天翁正用翅膀尖蘸水粘邮票，眼皮抬了一下。

“查木牌？”他说，“哪一枚？”

我把贝壳币放在柜台上。他看了看币中间的孔，又看了看我，转身去墙边翻。墙上钉的小木牌密密麻麻，他抽出一块，牌面发白，边角有盐渍。“这块牌子摘下来过，”他说，“七年前摘的，登记簿上还留着底。”

登记簿摊开，那一行字被泡花了大半，只剩半个偏旁，像一撇加一竖。我盯着那半个偏旁看了很久。

“这币是谁留的？”我问。

“登记簿上写的是阿汀。”老信天翁把簿子合上，“七年前他从南边来，画灯路图，后来撕了图搭船走了。这币和这封信是一起留下的，图布一直没肯收。”

我站在柜台前没动。原来我要还的人一直不是潮记老板，是阿汀。图布不肯收，是因为收了就等于承认阿汀不会回来。我替图布跑了这一趟，从第一天起就跑错了方向。柜台上的币还是那枚，磨得发亮，比新磨的轻一点。

“信呢？”我问。

“二楼，迷路信的房间。”

傍晚我上二楼。藤筐搁在窗下，里面全是没人领的信，纸味混着海腥。筐里相似的偏旁有十几封，一封封拆要拆到涨潮。我蹲在筐边翻，翻到第七封的时候，信封边角画着一盏纸灯，墨线很淡。我把它抽出来，收进怀里，没拆开。

那枚币还在我兜里。信也在我怀里，没拆。明天早上我要去飞鱼码头找图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