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板把汤碗推过来的时候，我手里还攥着两枚贝壳币。他说这碗不算钱，只要我把灶边那张卷好的老海图送去灯塔屿，一楼登记处的墙上，交给谁不用问。图我收下了，盒子还没开。

天刚亮，浮木市街的板子还带着夜里的潮气，踩上去一软一软。三勺汤的灶已经烧起来了，烟从屋檐下钻出去，混着海腥味。老板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，把碗搁在我面前，汤面上浮着两片海苔。

“趁热，凉了腥。”他说。

我摸出那两枚贝壳币放在台面上，他没看，伸手把币推回来，指头压着台面上一道旧刀痕。

“这碗不算钱。”

“那算什么？”

“算你顺路。”他转身从灶台后面抽出一卷东西，麻绳捆着，纸边发黄发脆，“这张图送去灯塔屿，一楼登记处墙上。你到了自然知道交给谁。”

“名字呢？”

“不用名字。”他把图塞进我怀里，又去搅他的汤，“路你自己会看。”

我解开麻绳看了一眼，纸上的岛位跟现在的对不上，边角写满了小字。我把它重新卷好，塞进包袱里。两枚贝壳币还在台面上，我又推过去一次，他还是不接。这碗汤我欠了第二回。

上午市街中段的摊子正一摊摊铺开。退潮回来的海獭们把桶往地上一放，毯子一铺就是摊位，花蛤、风铃贝串、晒得半干的飞鱼，一样一样摆出来，水从桶缝里滴到板上，顺着缝往下漏。

我想买够三天的干粮。飞鱼饼两枚贝壳币一份，我问摊主能不能给三份，剩下的用鱼干抵。摊主是个手背有旧疤的海獭，他把我的两枚币翻来覆去看了看，摇头。

“找不开。”他说，“一挂十枚，你这两枚散的，我收了没法串。”

“那按规矩，一根鱼干。”

“一根鱼干换你两枚币？我亏。”他把饼往我这边推了推，“一份，拿走。多了没有。”

我数了数包袱里的东西：两枚贝壳币，一块昨天剩的飞鱼饼，一张不能吃的老海图。三天路，灯塔屿在北边，中间还得换船。我站在摊子前面，把这话说出了声：“钱和干粮撑不到最后。”

摊主抬头看我。

“那就替人捎东西。”他说，“捎一筐蛤换一顿饭，这街上都这么走。”

我身上还有一盏备用浮灯，铜绿灯罩，半罐灯油，是图布早先借我的。我没提它，只在心里把它记成了本钱——真到了没吃食的那天，这盏灯能换的东西不止一顿。

傍晚，市街尽头的浮木板上一盏一盏亮起来，灯挂在屋檐下，风一过就晃，光也跟着在板子上晃。我本来想今晚就动身，先去鸥岩屿搭一段去灯塔屿的顺路邮船。走到驿站那排木格子的方向才想起来，邮鸥只在清晨收信，傍晚去只能等。

三勺汤的老板远远站在他铺子门口，围裙口袋鼓着一小块。他看见我，走过来，把一只封好的小木盒塞进我手里。盒子不大，用蜡封了口，摇一摇里面有东西轻轻碰。

“顺路给灯塔屿的。”他说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顺路的东西。”他把手插回口袋，那半枚磨坏的白贝从袋口露出来一点，“这半枚是别人欠我的。”

他没再说别的，转身回去了。盒子我揣进怀里，蜡封没动。两枚贝壳币，一块飞鱼饼，一张老海图，一只没开的木盒——明天清晨去驿站等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