柜台后面的燕鸥邮鸥把一叠信按岛名分进木格子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顺路船今天只到赶海沙洲，往北的灯得你自己看。”我怀里那卷老海图硌着肋骨，两枚贝壳币在袋底没动，包袱里的飞鱼饼少了一块——昨夜在驿站墙角啃掉的。船钱没收，说是顺路捎一段。

清晨的鸥岩屿全是海腥味，驿站一楼的门开着，风把柜台上的纸角吹得哗哗响。我问去灯塔屿的船，燕鸥邮鸥用翅膀尖点了点墙上一块木牌：“今天只到沙洲，换船自己问，浮灯往北，你看灯走。”他说话很快，像在念一封写好的信。

我上船的时候，船老大是个闷头摇橹的海獭，船上堆着七八个信袋，麻绳捆得结实。我把老海图卷紧，塞进怀里贴着肉，怕浪打湿。船离了鸥岩屿，驿站二楼的窗子还亮着一盏小灯，有人影在窗后搬东西。

船到赶海沙洲正是潮退到最远的时候，白沙滩从海里整片露出来，四面八方的小船拴在沙洲边上，赶海集市挤得走不动路。我跳下船，裤脚卷到膝盖，沙洲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一个卖花蛤的海獭摊主蹲在毯子后面，面前一筐花蛤吐着水，旁边竖着一根鱼干当招牌。

“热鱼汤怎么卖？”我问。

“一碗汤两枚贝壳币，或者一根鱼干。”他抬头看我，手背上有旧疤，“摊主说的价可以还，但不能少于一根鱼干。”

我摸了摸袋里那两枚贝壳币，又看了看他脚边那筐花蛤，说：“我没有鱼干，有力气。”

“力气？”他笑了，露出一颗豁牙，“帮我把这筐花蛤从滩上背到船上，两趟，换一碗热汤和沙洲边一夜借宿。干不干？”

“干。”

第一趟背到一半，筐底漏了，花蛤撒了一地，我蹲在沙上一个个捡，摊主在后面喊：“别捡小的，小的留着长！”第二趟背完，我肩膀勒出两道红印，摊主从锅里舀了一碗汤递过来，汤里飘着两片海苔，跟三勺汤的一个味道。

“这海图我见过差不多的，”他蹲下来喝自己那碗，眼睛瞟着我怀里露出的纸角，“在旋涡湾捞灯的人手里，也是这么旧，边角写满了字。”

“旋涡湾？”

“捞灯的，姓什么忘了，你到了灯塔屿问图布，他认得。”他把碗底最后一口喝干，“图是老图，字是活人写的，你自己看。”

傍晚我搭另一条顺路船回到鸥岩屿，天已经暗了，驿站二楼的窗子亮着，楼下有人在喊搬信袋。我上二楼，想打听老海图边角那些小字，一个年轻信天翁正蹲在藤筐边整理信，翅膀上沾着墨。

“这图上的字，你认得吗？”我把图展开一角给他看。

他扫了一眼，说：“图是老图，字是活人写的。”然后就低头继续分信，像是不想多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字是后来写上去的，不是画图的人写的。”他站起来，把一摞信往格子里塞，“别的我不知道，你问图布。”

楼下有人喊他：“信袋到了，下来搬！”他应了一声，把藤筐往墙角一推，筐底露出一角泡花的信封，上面只剩一个偏旁，信纸从破口里看得见一行字：“灯我放了，你看见了吗。”

我想再看一眼，信天翁已经跑下楼了，脚步声在木梯上咚咚响。藤筐被推回墙角，那封信又压回筐底。

夜里我睡在驿站一楼的长凳上，海风从门缝灌进来，吹得柜台上的纸角一直响。怀里那卷老海图还在，两枚贝壳币还在，飞鱼饼又少了一块。明天得沿着浮灯往北走，灯塔屿的登记处墙上，交给谁不用问——可那封信上的一句话，我还没弄明白是谁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