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布把那本登记簿推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海风正从灯塔的门缝里钻进来，吹得墙上一排木牌轻轻响，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敲一串小铃。我手里捏着的是一块空白的灯塔登记木牌，背面还空着，正面也空着。那只密封的旧信封我收下了，还没拆。

“你先别急着翻，”图布说，他说话很慢，慢得像在数灯，“这面墙上的每一块，都是一盏灯。灯在，牌在。牌上的名字要是缺了，那盏灯就等于还漂在海上。”

我数了数，缺名字的木牌不止一块。有的是炭笔被海风磨掉了半边，有的是背面那个小印糊成一团，连编号都认不出来。图布伸手去够最上面一排，指尖先摸了一下自己的左耳，才把一块牌摘下来递给我。

“这块，”他说，“名字只剩一个偏旁。”

我翻过来看，背面那个印确实花了，花得像被谁用湿手指抹过。名字的位置上只剩一个“氵”，后面什么都没有。我问他这盏灯是什么时候登记的，他摇头，说登记簿上那几页被潮气粘在一起，撕开就烂，谁也说不清。

“你得先留名。”他把一支炭笔塞到我手里，“补名字的人，得先把自己的名字留在牌上。规矩。”

我在那块空白木牌的背面签了 Leonhard，字写得有点歪，因为灯塔在晃——不对，是我站久了有点晃，外来的旅人头一天总会这样，图布说的。

午后风小了些，图布带我到灯塔外的晒灯空地。空地上摊着七八盏修好的浮灯，铜绿灯罩朝上，像一排晒着肚皮的小鱼。他蹲下去挨个擦灯罩，擦一盏说一句，说到第三盏的时候停了下来。

“明天只有一班邮鸥的船去鸥岩屿，”他说，“错过就得等下个月。南季风一过，船期就乱。”

“所以那盏灯的主人，可能明天就走？”

“可能。”他把抹布拧了一下，“也可能早走了，也可能根本没来过。”

我站起来，风从背后推了我一把。空地上还有两个来送灯修的岛民，一个抱着灯罩，一个蹲着抽烟，都听见了。我听见自己把话说出了口，声音比我想的大：“要是明天船开之前补不上这个名字，这盏灯就永远没人认了。机会就这一趟。”

抱着灯罩的那个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图布也没说话，只是把第四盏灯的灯芯捻了捻。

傍晚我下到灯塔码头，邮鸥阿灰正蹲在栈桥尽头理信袋。她把一叠信按岛名分开，风一吹就跑，她得用翅膀压着。我问她，那盏缺名字的灯，有没有什么线索。

“那封信是从迷路信的房间翻出来的，”她说，头也不抬，“信封上的名字缺一个偏旁。跟木牌上缺的那个，像是一对。”

“像是一对”这四个字她咬得很轻。我追问是谁寄的、寄给谁，她把一封信塞进格子，说：“驿站的规矩，地址不清的信，谁也不能替收信人认。”

然后她从信袋最底下摸出一只旧信封，封口用蜡压过，蜡上有个模糊的印。她把它递给我。

“明天船开前再拆。”她说，“现在拆了，你今晚就别想睡了。”

我收下了。信封很轻，捏在手里像捏着一片干掉的鱼皮。我没拆。

码头下面，浮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从灯塔屿的脚下一路排向看不见的地方。图布划着点灯船，从最北的那盏开始，一盏一盏校过去。我站在栈桥上，把那块签了自己名字的空白木牌和那只没拆的信封一起揣进怀里，两块东西硌在一起，走一步响一下。

明天船开之前，那只信封还封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