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布把登记灯从柜台底下推出来的时候，铜绿灯罩上还留着他手指的油印，灯芯是新换的，棉线头剪得齐齐整整。他把灯和一封泡花名字的信并排放在木牌墙下，说南风也许提前七天，今晚之前不出海，鸥岩屿的船就不会等，晒信月一结束，这封信和这盏灯就只能再压一年。我问他这话是不是说给我听的，他说是，然后低头去翻登记簿。

那封信比灯还旧。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被海水泡过，只剩一个偏旁，寄信人的名字干脆没有了，纸倒是还看得清，只有一句话：「灯我放了，你看见了吗。」我问图布这信在驿站压了多少年，他说不记得了，反正比他守灯的年份长。他把灯和信一起推到我面前，说两样都登记在我名下，少一样都要回来找他。

我数了三遍：一盏灯，一封信，一块季风记录木片。木片上刻着南风还有几天的记号，图布说这是云嘴今早送来的，记号比昨天短了一格。他在簿子上写字，写到我名字的时候多写了一个「汐」字，又用指甲划掉了，划得很轻，像是怕纸破。我没问，他也没说。

我把信折好贴身收进怀里，灯挂在腰带上，答应他今晚就走。走出登记处的时候，海风从灯塔的梯井里灌下来，盐味很重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还差两块飞鱼饼当路上的干粮。

浮木市街今天晃得比往常厉害，脚下的浮木板一沉一浮，走到阿泡的灶前时我差点踩空。阿泡正在翻饼，锅沿上滋滋地响，油星子溅到他袖口上，他也不躲。我说要两块飞鱼饼，他头也不抬，说今天贝壳币找不开，只收以物易物。

我摸遍全身，只剩半根鱼干，还是昨天啃剩的。阿泡看了一眼那半根鱼干，又看了一眼我腰带上挂的灯，说：「守灯人的灯不当钱使，你身上还有别的没有。」我把风铃贝挂饰解下来放在灶台上，七八片半透明的贝壳碰在一起，细细碎碎地响了一声。

阿泡拿起来对着风晃了晃，说成色不错，能听见风向。他收下挂饰，包了两块饼，又往纸里多塞了一块，说：「路上吃。」我说三块太多了，他说不多，风要提前，路上多一口是一口。我问他最近有没有人往鸥岩屿去，他说没有，这个月去那边的船都赶在晒信月前，明天是最后一天。

黄昏我绕到飞鱼码头，栈道尽头趴着几个孩子，正一条一条数飞鱼。海面被夕阳压成一片碎银，飞鱼从栈道两侧跃起来，一次能飞出十几步远。我蹲在他们后面，听他们数到第九十九条，风突然从西边翻过来，海面猛地抖了一下，谁也没看清第一百条。

孩子们吵起来，一个说算一百，一个说没看清不算，吵到最后谁也没许愿。我问他们今晚的潮向，最大的那个孩子指着栈道下的水说，潮在往北走，明天上午能到鸥岩屿，要是风不提前的话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「驿站晒信月明天最后一天，我阿姐说的。」

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跟那块季风记录木片放在一起。风还在往北吹，栈道下的水一下一下拍着木桩。我摸了摸怀里的信，信封上那个只剩偏旁的名字硌着胸口。

回灯塔屿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图布划掉的那个「汐」字，越想越觉得那不是写错——他登记过那么多灯，不会写错一个字。今晚的潮向、明早的船、那封没有名字的信，三件事里有两件我还没弄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