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汤把一只豁口碗塞进我手里，布还带着灶上的热气，她说“见到人就把碗给他看”。碗我收下了，可那个人是谁、长什么样，她一句没讲，只说“你喝过他的汤就认得”——这碗我到现在还没打开看。

清晨的飞鱼码头栈道尽头，渔船一条接一条靠上来，卸货的帮工踩得木板吱吱响。阿汤蹲在船板上，把最后几口锅往舱里搬，铜锅碰铜锅，声音一路滚到栈道那头。我问她：“阿汤婶，那位老主顾到底是谁？长什么样，我好去找。”她头也没抬，手上一刻不停：“你喝过他的汤就认得。”我又问：“他常坐哪儿？”她把一口小锅递给帮工，说：“先帮我把这口搬上去，别磕了。”两个帮工一人一口锅从我旁边过去，我让了半步，话就没接上。她搬完直起腰，从围裙里掏出那只豁口碗，用布一裹塞给我：“见到人，给他看这个。”我张了张嘴，她已经在解第二根缆绳了。

上午我蹲在码头边的小摊前，买了一块飞鱼饼，两枚贝壳币，鹈鹕大婶用油纸包好递过来，饼还烫手。我咬了一口，问她：“大婶，今年头一碗汤那位老主顾，您见着没有？”大婶一边翻饼一边摇头：“今年飞鱼来得晚，老主顾们都没来，倒是阿灯天天来码头转。”我手一停：“阿灯？”她把饼铲起来，说：“那小子问的跟你一模一样，问了三回了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她又补了一句：“飞鱼月第九天就是后天，阿汤的船一开，这码头就再没有她那口灶了，你要找就得快。”我捏着半块饼，饼渣掉在栈板上，没去捡。

傍晚码头尽头的木平台上，一群孩子趴在栏杆上数飞鱼，一条银光跃起来，他们就齐声报数：“九十七——九十八——九十九——”数到九十九谁也不敢出声，怕眨眼断了数。我凑过去问：“你们谁记得，那位每年头一碗汤的老爷爷，常坐哪个位置？”没人理我，最小的那个还朝我摆手，嘴型是“别吵”。我顺着他们的目光往栈道那头看，阿灯的背影正往岸上走，步子很快，方向是浮木市街。我这才发现他刚才也在问同一件事，问完就走了。孩子们数到一百，齐齐欢呼许愿，我手里那只包着布的豁口碗还是没打开。

反正我话带到了。阿灯往浮木市街去了，我得赶在他前头，天亮就去追。那只碗我还没打开看，阿汤说见到人再给他看——可那个人，我连名字都还没问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