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午的浮木市街晃得比码头厉害，我站在「三勺汤」铺子前，灶还是热的，铜锅底上留着一圈黑印，阿汤昨天没刷。阿灯背对着我，正把一张纸往兜里揣，纸角上撕得毛毛的，我认得那本账——牛皮封面，边角卷了三层。我说：“阿灯，那地址你从哪撕的？”他头也不回：“我先来的，这活儿归我。”

街坊围了七八个，卖风铃贝的阿婆踮着脚往里看。我把豁口碗从布里掏出来，碗底磕在灶沿上，当的一声。“阿汤婶把碗给我了，”我说，“你手里那张纸给我看一眼，就一眼。”阿灯终于转过身，兜里那张纸塞得更深了：“看什么看，地址又不是碗，谁先拿到算谁的。”他往后退了一步，鞋跟踩翻了灶边一只空桶，桶滚出去，撞在柱子上，没人去扶。

我伸手去够他兜口，他侧身一让，我扑了个空，手里那块飞鱼饼掉在地上，两枚贝壳币买的，沾了一层灰。阿灯说：“别拽，撕了谁都别想要。”我停手了。他把兜按住，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碗看了两秒，那两秒里他脸上过了点什么，我没抓住。他转身就走，走了三步又回头，说：“碗你留着，地址归我，反正我话带到了。”然后他自己没笑。

街坊散了，阿婆捡起那只空桶放回原处。我蹲下去把饼捡起来，拍了拍，灰拍不干净，还是揣回兜里。灶台上落着一页纸的边角，是从账本上撕下来的，上头沾着一块淡黄的印子，像糖化了又干，我没多想，顺手把它也塞进兜。

我欠阿汤一个准信，阿灯欠她一个旧账，账本上少了的那页写着谁，我还没看见。

午后我赶到鸥岩屿的邮鸥驿站，一楼柜台后面的木格子塞得满满当当，信堆得像小山，阿簿站在梯子上分信，翅膀底下夹着一摞。我问他：“阿簿叔，灯塔屿的地址，三十年前是怎么写的？”他低头看我，眼镜滑到鼻尖：“你怎么知道是三十年前的写法？”

“纸上那个写法，”我说，“‘灯塔屿，东三户，灶边’——现在没人这么写。”阿簿从梯子上下来，把手里那摞信往柜台上一放，数了数，十七封。“东三户早没了，”他说，“灯塔一楼墙上钉木牌，一户一块，人搬走，牌就摘，这是规矩。你要找的那块牌，摘了三年了。”

我心口一沉：“摘牌的是谁？”阿簿没答，转身去翻柜台底下的一个抽屉，抽屉卡住了，他用膝盖顶了两下才开。里面压着一封信，封口的浆糊早干了，边角被海水泡过，皱得像晒干的鱼皮。“这信压了三年，”他把信推过来，“收信人就是你要找的。寄信的人没写自己名字，只写了‘灶上’两个字。”

我伸手去接，他又按住：“信我可以给你，规矩是你要告诉我，你替谁跑这一趟。”我说：“替阿汤婶，她后天搬走。”阿簿松了手，说：“那你去吧，阿灯半个时辰前刚走，问的是同一块木牌。”

我把信揣进怀里，信封上没贴邮票，只盖了一个模糊的章，看不清是哪一年的。柜台旁边一只信鸽笼空着，笼门开着，阿簿说：“他借走了一只，说是送急信。”

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斜了，海风从东边过来，带着一点灯油味。

傍晚浮木市街尽头，阿灯的小船拴在最外一根桩上，他正蹲在船头解缆，缆绳泡了水，硬得像根木棍。我跑过去，木板在脚下一起一伏：“阿灯，搭我一个，我跟你去灯塔屿。”

他手没停：“船小，只带一样东西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要么带信，要么带碗，”他抬起头，“我自己只带地址。你挑。”

我站在岸上，怀里是那封压了三年的信，手里是那只豁口碗，布还带着灶上的热气。风把缆绳吹得啪啪响。我说：“信我带，碗留下。”我把碗递给追过来的阿簿，托他看两天，阿簿接过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碗沿，什么也没说。

阿灯把缆绳最后一圈解开，船往外荡了半尺。我跳上船的时候，眼角瞥见他兜里那张地址纸露出来一角，背面好像画着什么东西，圆圆的，底下带个座——像一盏灯。船一晃，纸又缩回去了，我没看清。

反正我话带到了。船头调向灯塔屿，退潮还有不到一个时辰，那封信在我怀里硌着肋骨，阿灯兜里那张纸上的画，到底是什么，我还没问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