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前我从灯塔屿出发，怀里卷着一张鱼皮纸的灯路图，答应图布三天内送到飞鱼码头钩爷手里，换一截会自己回家的灯的灯芯。头一天图布把图交给我时图角沾着旋涡湾的湿沙；第二天赶海沙洲上我花一根鱼干加六枚贝壳币又换了一张新抄的，两张对不上，钩爷的摊子空着；今天我把两张都揣在怀里，走到栈道尽头，图交出去了，灯芯还没到手，只剩一句要等的口信。

栈道尽头的木平台比我想的长，两百多步走下来，脚下的板子一块响一块不响。钩爷坐在平台边的一只旧鱼篓上，手里捏着一根鱼线，线头垂到水里，也不看有没有鱼。他旁边站着那个袖口沾黑泥的跑腿，背上的货捆卸了，人靠在栏杆上，看见我就先开口：“我送的那张才是钩爷要的，卷着的，前天就到了。”我把怀里两张图掏出来，没接他的话，直接把旧的那张摊在平台板上。钩爷这才抬眼，看我手里的卷，不说话。我把图上那段被潮气泡花的地方指给他看，纸面毛得像咬过，旁边有一道补笔，墨色比别处深，笔锋收得急。“这一段是补的，”我说，“补的人是图布自己。”钩爷把鱼线往篓子上一缠，凑近了看，看了有一会儿，伸出一根指头在那道补笔上蹭了一下，点头：“是他的手。他补这个，是让我认。”对手在旁边张了张嘴，没出声。行吧。

钩爷把图收了，卷起来，没往怀里塞，压在鱼篓底下。我趁这个空当说灯芯的事，请他替我捎句话回灯塔屿。他摇头：“灯芯不归我管，我只管带口信。”我说那也行。他说：“下一趟船是明早的早班，捎到灯塔屿，图布听见了怎么着，是他的事。”我说好。他从篓子里摸出一枚飞鱼饼，还温着，塞到我手里：“路上吃，别凉了。”两枚贝壳币一份的东西，他就这么给了，也不提钱。

平台边挂着几串风干的鱼，几个孩子趴在栈道板上数飞鱼，一个数到七十三，一个说数错了要重来。钩爷冲那边喊了一句“别眨眼”，孩子们就都不吭声了。我把飞鱼饼掰了一半揣回去，另一半站在栏杆边吃了，外皮还脆，里头有点咸。图交出去了，话也捎出去了，事办成了，可灯芯还在灯塔屿的木架子上，我手里只剩半枚饼和一句要等的口信。

往回走的栈道上，那个跑腿的跟在后头，不远不近，隔个七八步。我停下来等他，他也停。我问他为什么也盯着那截灯芯。他看着海，说：“有人等着它回家。”我说谁等着。他不讲了，手插进袖子里，走到浮木市街口就拐进去，人一晃就没影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手里那半枚飞鱼饼凉了。

天擦黑的时候，消息传回来了。钩爷的口信当天夜里就到了灯塔屿，第二天清晨，图布把木屋最高架子上那截灯芯取下来，用一小片鱼皮纸包好，托早班船捎到飞鱼码头。我在平台上当着钩爷的面接过来，纸包不大，捏在手里轻得像没有东西。钩爷说：“他就这么给了。”我说嗯。他没再说别的，转身去收他的鱼线。

那截灯芯我揣在怀里，跟那两张图叠在一起，硬邦邦的，走路硌着肋骨。图送到了，灯芯也到了我手里。可那个跑腿的说“有人等着它回家”，我一直没弄明白是谁在等，也没来得及问他，那盏画飞鱼的灯，最后到底回没回过旋涡湾。